在冷戰環境下,為了共同面對蘇聯壓力,擱置釣魚島爭議是中日雙方的戰略需求。在日方實際控制釣魚島海域,中方又無實力巡航的當時,這也是可選項里的最佳選擇。所謂擱置爭議,沒有文件,只是一種默契和互讓,它須要雙方互信,小心維護。
  日本最大報紙《讀賣新聞》在1979年5月31日的社論里針對釣魚島問題寫道:“一面主張領土主權,一面承認現實爭議,以等待將來解決問題。這雖然沒有成為共同聲明和條約上的文字,卻是中日兩國政府間不爭的承諾。”當時的園田直外交大臣也在國會上答辯說:“中國的沉默是友情,我們必須避免過激的、宣傳性的行動。”
  當時也不是沒有靖國神社問題。1985年我到日本留學時,當時的首相中曾根康弘就在戰敗紀念日參拜了靖國神社。在此之前他曾經參拜過9次,後來在中國的批評和抗議下停止了參拜。在他之前也有日本首相參拜,並沒有從大局上影響中日關係。
  反而,就是在這個又有人登島調查,又有總理大臣反覆參拜靖國神社的環境下,中日關係卻得到空前的發展。日本政府提供了大量的優惠貸款,日本企業大力地支持了中國的經濟建設,山口百惠和高倉健成了整個中國的明星。那時,日本民眾有將近50%的人喜歡中國,這個比例幾乎和美國不相上下。直到去年,日本企業仍是在中國投資最積極的外資。
  但是,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中國自然地擴大了在海面和天空的活動範圍,儘管這是我國的權利,但是在日本看來這更像是一種挑戰。即使是一些偶發性的個別事件,也容易被日方誤判為陰謀。
  有一位曾做過三次大臣的政治家就對我說過:“中國的原子彈就是為了對付我們日本的。”我聽了很驚訝,但怎麼解釋他也不信。前幾天在外務省供職的一個朋友也和我說:“現在日本不敢妥協,怕中國得寸進尺。”
  據說,現在有80%的日本人不喜歡中國,可是我在日本很難碰到真正討厭中國的日本人,我想,去日本旅游回來的中國人都會有同樣的感受。但與日本人仔細交談,你就會發現,他們對中國的認識里有一個突出的表現,就是“恐懼”。因為調查的選項里沒有“恐懼”,他們只能選擇“不喜歡”。
  每一屆日本總理大臣,都願意在施政演說中自豪地強調“日本是世界第二經濟大國”,但是2010年以後就再也不能說了。儘管在很多中國人看來強調經濟總量沒有什麼意義,但這對很多日本人來說卻非常重要。兩個人擦肩而過時,雙方的感覺是相反的,變強的一方往往疏忽對方的感受。
  我們有一萬個理由認為目前中日關係的困難都是日方造成的,但是我們不可忽視我們的強大以及由此而來的變化對日本產生的衝擊。在我們想象不到的地方,他們在恐懼,失去了對我們的信任;在他們想象不到的地方,我們也失去了耐心,失去了對他們的信任。中國必須洞察由自己的變化而引發的變化,儘量消除互疑,主動引導變化。  (原標題:宋文洲:日本人說中國強大給他們帶來恐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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